为避免在实施过程中“过度超前建设”“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传统基建的弊病，需要科学把握新基建的发展方向、内在驱动和保障支撑等关键因素。

智库观点

隆云滔 王晓明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构筑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技和产业支撑，国家近期多次强调要加快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新能源基础设施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为新一轮经济腾飞做好准备。在此政策导向下，产业界和资本市场对新经济的关注度也持续升温，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陆续推出了总额超50万亿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基础设施发展与需求变化、科技进展以及制度演化都密切相关。当科技变革和制度环境发生改变时，就会催生新的社会经济需求，引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传统技术设施的改造。为避免在实施过程中“过度超前建设”“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传统基建的弊病，需要科学把握新基建的发展方向、内在驱动和保障支撑等关键因素。

新基建以需求为导向

新基建代表了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核心需求。

新基建是实现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长期来看，国内经济呈现新常态、全球经济疲软、中美贸易摩擦也未结束，经济形势仍处于阶段性调整期，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强，增长乏力，需要为未来经济发展寻找新增长点。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随后的全球大流行，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需要采取一些对冲措施。另一方面，信息社会典型经济形态如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亟须新一代通信设施、智能处理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支撑和保障。新型基础设施本身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投资潜力，而且通过“新基建”还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堪当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比如，未来5G网络建设投资将达到万亿元规模，带动的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将超过数万亿元投资。

新基建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新型基础设施肩负着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智能化水平，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的历史使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基础是各类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互联化、智能化和柔性自动化等本次生产转型的主要趋势，需要加快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的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等驱动建设，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设备、高级人才储备为基础，借助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来优化各种供应链，为我国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转型提供动力，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发展。

新基建是构筑未来竞争优势的需要。传统基建在过去二三十年为中国成长为制造业大国和强国打下了基础，新型工业革命必然导致全球产业由“智造业”大国掌控。未来产业生产方式也将发生巨大变化，智能制造、未来能源、智慧农业、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产业组织方式和内在逻辑均已发生改变，对深入行业的新型基础设施提出了新的需求。“新基建”是未来发展的短板，新的投资领域主要包括：5G网络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这些领域是兼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的最佳结合点，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质量发展、构筑未来竞争优势的大国重器。

新基建以科技为动力

基础设施的发展首先是源于科技供给端的变化，是科技进步的结果，科技才是推力。历史上基础设施的几次重大变革都与科技革命密切相关，新基建也不例外。新基建有别于传统基建的特征之一在于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新型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新一代科学技术特点，是用于满足知识型社会、经济及科技发展需求的公共基础设施，它具有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特征，更加强调知识的高速生产、快速传播和高效应用。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科技将引领着社会经济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新基建和科学技术两者互为促进、共同升级。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为新基建提供推动力。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需要科学技术来保驾护航。新基建聚焦的领域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新一代技术的典型应用：5G网络设施、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平台、工业互联网、农业物联网、能源互联网、医疗数字化平台，这些技术都是面向未来的“硬核科技”。它们的彼此融合和推广应用符合产业升级需要，也代表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新基建也为科技创新的实践应用和进一步创新提供平台。科学、技术、创新体系越来越交叉和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为保障国家中长期发展和综合竞争力提升，必须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撑实施科技发展战略优先领域重大项目，促进各领域科学、技术和创新融合发展。科技强国需要相应的科学、技术和创新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包括提升和新建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科研基础设施等。

科技基础设施本身兼具科技和基础设施两大属性。科技基础设施是由国家统筹布局、依托高水平创新主体建设、面向社会开放共享的大型复杂科学研究装置或系统，是长期为高水平研究活动提供服务、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公共基础设施。代表性的科技基础设施有中国科学院在贵州建设的天眼望远镜、在兰州建设的重离子加速器等。这些科技基础设施是大科学装置与经济社会融合的典型体现，将大科学装置的科学基础性与开放应用性融合起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是中国科学院在知识创造方面的贡献。

最后，新基建与科技创新体系的融合，可以促进科技的数字化转型，催生科技新范式——数字化科研基础设施。传统的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的集中式科技创新活动正面临挑战，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共同创新、开放创新为特点的用户参与的分布式创新模式正在逐步显现。传统科技需要实体实验室，需要物理设备、试剂等，但数字化科研基础设施充分利用仿真建模、计算模拟手段，构建数据密集型的科研方式，如法国达索实验室利用三维软件构建飞机零配件。

知识社会环境下的创新强调公众的参与，倡导利用各种技术手段，让知识和创新共享和扩散。如果说工业社会环境下的创新是以生产为导向、以技术为出发点，知识社会环境下的创新则是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导向、以应用和价值实现为核心的创新。人机物三元融合首先就是把人放在中心位置，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将知识共享、生产制造高度协同。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核心驱动力是知识，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再也不能自行创造财富了，今后重要的是非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即知识的生产率以及使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也就是创新的能力。

新基建以制度为保障

制度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保障和支撑。做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亟须适应新技术、新需求的新制度。构建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立足国情，以政府主导与市场基础配置有机结合的方式，坚持深化改革，各发展单元分工合作、协同发展，以统筹协调的方式，走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的道路。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规模更大，涉及产业更广，所需投资更大，突破了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规模。昂贵的建设成本必然要求创新投资运营模式，企业/民间资本可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因此需要有效的制度来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资运营风险，以充分发挥新基建的社会经济功能。同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具有超复杂系统的脆弱性等特点，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安全防护体系，确保基础设施能够服务经济。这都离不开充分发挥好中国特色制度优势。

新基建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核心，与互联网平台建设密切相关。当下国内互联网企业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模式运用方面具有较强积累，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发挥好互联网平台的技术优势、保护好各方力量参与新基建的积极性和合法权益，对于促进新基建健康发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构建良好的经济生态体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

未雨绸缪，我国必须尽早做好新一轮全球竞争的准备。新型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是准备的重要内容。当前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推进的关键时期，能否利用好此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契机实现科技实力弯道超车、谋取未来国际竞争优势地位取决于现阶段的“准备”工作做得是否充分、到位。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