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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社会地位提高之道

 

只有依靠社会政策性力量，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帮助乡村教师改变弱势和实现资源占有优势。但是，若仅以提高工资收入的条件性刺激政策，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触动业已形成的时代困局，反而会破坏城乡教师队伍发展秩序，乃至颠倒城乡教育的发展逻辑。

 

时下，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到城乡社会的整体性进步和结构性转型。乡村教师是乡村社会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推动乡村文化固本开新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如何持续性提高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建设一支有尊严感、有使命感且高质量的乡村教师队伍，极具社会与教育的双重战略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教育系统内部，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均在不同程度上努力促进乡村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公共财政支出能力的提升，有关乡村教师的优惠政策陆续颁布实施。从200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到2015年颁布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对策越来越具有针对性、系统性与可操作性。

在社会运行结构中考察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

是什么样的深层性力量使得乡村教师社会地位长期处于偏低的状态？难道乡村教师仅仅因“乡村”二字才导致社会地位偏低？在乡村社会全面且深入地卷入市场经济、人口向城市流动加剧的当下，附着在乡村教师身上的“乡村”已经发生变迁，并将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会走向何方？尊师重教的氛围能否在乡村社会复归？

基于对乡村教师社会地位的现代史考察，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乡村教师社会地位偏低是一种社会运行结构中的客观事实。

社会地位本质上是群体（个体）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依据群体（个体）所具备的特质而做出的一种社会安排与规定，其高度凝练在对社会资源尤其是稀缺性社会资源占有量上的差异。具体而言，群体（个体）对社会资源占有量的多少决定着社会地位的高低程度。这种资源的获取以及占有方式包括自致性能力和先赋性条件。因此，社会地位可以在如下三种情境中加以理解：一是社会资源，获得与区别社会地位的凭据；二是社会规章制度，支持与改变社会地位的力量；三是社会结构体系，产生与维护社会地位的场域。三者形成一种互相强化的关系，共同作用于社会地位的形成逻辑与运行机制。对于处在社会大分工和市场经济下的某类职业而言，其社会地位的形成则是必须凭借自致性能力，即依靠职业特质所体现出的职业能力参与社会比较与竞争，从而获取和占有社会资源，最终通过社会赋予标签与属性。具体到教师职业，其社会地位升降与否的根本依据在于其职业特质——教学性知识。教师凭借教学性知识参与职业分工和社会分配，进而获取社会资源与社会认可，并依此获得相应的社会安排与位置。

提升乡村教师社会地位要克服的难题

在此情况下，乡村教师因“乡村”属性，以致其社会地位的提升面临着两大挑战：

一是城乡社会结构的空间束缚。我国自古业已形成城乡社会等级结构——社会生产与管理的分区，而且城市对乡村具有支配权。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主导下的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加大对乡村资源的吸附，以致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对乡村的支配关系。此种关系深嵌到我国社会结构之中，极大地影响着城乡人口和资源的流动，从而使得乡村场域中社会资源流失，导致“乡村”在整体性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

如此的城乡社会结构，就决定了向城市流动是一种社会竞争与发展的正向选择。因此，在乡从教的教师，因在乡村而远离资源核心区，这种境况使乡村教师获取和占有资源的可能性偏低。

二是教学性知识的先天性不足。在“能力本位、竞聘上岗”的就业聘任模式下，准教师和在岗教师所具备的教学性知识的层次与质量就是参与就业市场的筛选信号，也是其职业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尽管教学性知识会因教师对教育理解和教学实践反思的深化而升华，但这种质变受制于教师的受教育水平和对教育事业热爱程度的双重影响。相对而言，前者是客观可见的，也与教学性知识水准较为一致，而后者则是因人、因事而异。